我国的近代史，有一个范文澜、胡绳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通常有两条线索，其中一条是帝国主义侵略论——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总是侵略、欺负中国。强调这样一条脉络，由此证明我们这个民族是苦难深重的，同时说明我们的落后是因为别人侵略、欺负我们造成的。另一条线索就是革命线索——三大革命高潮，从太平天国、义和团然后到辛亥革命，总之就是一个反抗、革命的过程。这样一段悲惨的近代史，一段总是折腾的历史，很容易使我们忽略从晚清以来这么多丰富的变化，不知道该怎么走后面的路，不知道为什么要改革、要开放，为什么还要学洋人那一套东西。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知道近代中国是怎样融入世界的，或者完全无视这个过程，而只强调我们一直在革命，那么我们就不会明白为什么要放下革命搞建设，不会明白为什么要重新开放。结果也就只能是我们重来，再重来，重新开始鼓噪革命，重新开始鼓噪排外。可是这样一来， 我们会回到哪儿去呢？我们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面临着这样的困惑。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80-89. Accessed: 7/18/2013
以往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史有三种惯常的态度。在此，请允许我打个不严谨的比方。第一种是怨妇心态，凡事以哭闹为主，就是觉得你们总欺负我们，你们从头到尾都欺负我们，我们冤得要死，我们苦大仇深，比窦娥还冤。总是在哭，总是在闹。不仅哭闹，还时不时要掀起衣襟给人看：我这伤疤就是当初你弄的。 圆明园那几个水龙头能卖出天价来，就是因为这种心态在作怪。那几个水龙头怎么可能是英法联军抢走的呢？当时圆明园珍宝如山，英法联军会抢这几个按照西方的模式做出来的喷头吗？它们十有八九是在这个园子废了以后，被中国人弄到外边卖掉的。卖出去也就是当个摆设，当时仨瓜不值俩枣，现在却卖给华人，卖到几千万，可见国人这种怨妇心态已经根深蒂固。 第二种是泼妇心态，凡事讲打，打不过我挠。我要反抗，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这个反抗的过程虽然可歌可泣，但毕竟没打过什么胜仗，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还挠不到脸上。但是我们觉得很好，还很推崇，因而创造出很多神话。如果当时斗争真有这么波澜壮阔，那英国人根本进不来，我们也就根本不会有这段被称为半殖民地的历史。 第三种是情妇心态。它跟前面两种心态正相反，在它看来，殖民历史也是好历史，不殖民我们怎么进步？但是被殖民的过程实际上是很屈辱的，不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如此，尤其对这个民族的上层精英来说。如果这些上层精英曾受过本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熏陶，他们就会感到更悲哀。但是情妇心态把这一层抹掉了——就觉得殖民是好事，能看到它给被殖民国家带来文明，却看不到殖民本身的掠夺和奴役。这种心态，其实有点变态。“三妇”心态实际是我们国人对待近代历史比较常见的心态。有人说，这好像都不大对头啊，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历史和外来者呢？我说，我们能不能别在历史和外国人面前当妇人。你可以将其当做朋友，也可以视为敌人，只要自己别像妇人一样就成。关于心态问题，我觉得是在看待近代史的时候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103-20. Accessed: 7/18/2013
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先生在其皇皇巨著《日本政治史》中，曾将西欧的现代国家秩序与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进行了精彩比较。他认为：第一，近代西方的国家秩序乃是各自拥有主权、在形式上平等的国家所建立的，但实质上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不平等关系，强国以各种方式控制弱国，干涉其内政；而朝贡体系虽是建立在本质上统治与被统治的不平等关系之上，但作为宗主国的中华帝国原则上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第二，西欧国家秩序一方面隐藏着其将自己扩大为“世界秩序”的冲动，另一方面则本着基督教的救世情结，持续不断地向西欧以外的非基督教世界扩张；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则奉行“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东汉何休语）的所谓“不治主义”，从而表现出一种内向的自我封闭的孤独倾向，扩张意识非常微弱。参见（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1卷，7～8页、1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164-71. Accessed: 7/18/2013
中国人能不能不挨打？毛泽东说了，中国人学西方，但是为什么先生老打学生？的确，他们老打我们。但是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如果不挨打，能去向西方学习吗？说实在话，我们走到今天也可以说是被打出来的。不挨打就学西方，日本人做到了。佩里舰队去了，一看日本人没什么大船，就递上条约订城下之盟，日本琢磨琢磨就软了，就同意开放——日本的开放不是从明治维新时开始的，而是从幕府时代就开放了。还没打，日本就开放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往前学。但是中国人做不到，这可能跟国民性或民族性有关。不挨打，就很难学人家，被打得很惨，才学得好一点。比如，在1901年之后，那次被打得最惨，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都从皇宫里逃了。大热天的，太后那么大岁数了，化装成农妇，坐着骡车，一路风餐露宿，还穿越苞米地，一身痱子，两天两夜连水都喝不上一口——这下可受苦了。所以我说帝王之尊得挨点饿，挨过饿后，施政、做事什么的就好一点。总这么养尊处优的话，根本没法进步。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发现，日本的传统其实维护得很好，西方看东方很多方面是看日本。日本的历史和古代文化都不如我们悠久，但是为什么它在西方受到的评价那么高？就是因为它走出来了，它成功了。你现在成功了，人家才会重视你的过去。如果你现在什么也不是，那么你的过去就是一堆垃圾。就是你想发扬国粹、弘扬传统，都没机会。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对待历史，不能走出历史，那么我们过去的历史就什么都不是。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212-25. Accessed: 7/19/2013
简单地做个总结，对比西方，中国在明朝中叶的时候已经落后了。明朝中后期，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荷兰人都来中国骚扰过，而且西班牙人还曾经设想，要不要调军舰来把中国攻下。只不过后来西班牙人和英国人打起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人歼灭了，所以这种设想就没有下文了。如果当时西班牙人决定像征服美洲那样征服中国，有没有可能呢？可能性是有的，尽管中国肯定不会像印加帝国那么容易被征服。我们必须承认，那时的我们已经不是西方国家的对手，我们已经落后了。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286-91. Accessed: 7/19/2013
早期英国对远东的贸易是由东印度公司专营的，这是一个商人的联合组织。这个公司觉得，总是从中国买茶叶，而自己的商品却在中国打不开销路，长期下去与中国人做贸易就挺亏，而且由于硬通货不足，英国商人每每需要从墨西哥或南美等地运来鹰洋、白银才能跟中国人做生意，这样做太费事了。英国人希望用一种新的替代物来打破这种贸易结构的不平衡，他们想到了鸦片。 鸦片在缅甸、印度是古已有之的东西，当地很多人都用这东西治病、提神，他们吸食鸦片的历史要比我们长得多。不过鸦片的确有个特点，就是只要一吸食就容易上瘾，于是英国人把这东西输入中国，一些中国人尝到了甜头，就逐渐发展出一整套关于抽食鸦片的文化。我们给鸦片取了很多好听的名字，比如芙蓉膏、阿芙蓉什么的，还发展出各种吸食的烟具、礼仪，等等。这一套套的讲究，显得吸食鸦片好像特有文化似的。有文化、有品位之后，大家就都来吸啦，这就出事儿了。因为这东西是进口的，很贵，也很伤身体（只是当时的国人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原先是英国人的钱往我们这里流，现在是我们的钱往外流，而且进口是越来越多，很快进口鸦片所支付的白银就把出口茶叶的利润抵掉了，中国变成了入超。而中国的货币体系又是银本位，就是所有的货物交易、赋税缴纳，包括发放官员薪俸都是以白银结算的，白银的总量一旦少了，货币体系就麻烦了，银贵了，铜钱就会贬值，也就是社会日常生活使用的铜钱就会大大跌价，这样的后果就是物价飞涨。这下清廷就比较慌了，这就是引发禁烟的首要原因。此外，吸鸦片的人的共同特点就是比较懒、体质弱，而当时大量的士兵和官员都在吸食鸦片，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大烟鬼，面黄肌瘦的，这可怎么打仗啊。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开始有人主张禁烟了。 但是禁不了。鸦片虽然是走私贸易，而且朝廷有令禁止走私贸易，但这种走私其实得到了广东、福建一带官府的默许，贩运鸦片的飞剪船过来的时候中国的水师不管，等人家返回的时候兵船才出来撵，但也是撵得不快不慢的，人家走多快他就走多快，人家走多慢他就走多慢，就像护送似的，还要在背后放几响礼炮。等飞剪船进入伶仃洋以后，水师就折返了。每次走私都是这样，可见走私是官府纵容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好处都送上了，各种级别的稽查最后都被买通，途中只是装装样子。 此时清朝的统治机器已经不行了，清朝从开国到此时已经两百年了，没人愿意给朝廷卖力干活了，人们当官当兵的目的大多是为了捞钱，那么这种情况下鸦片肯定是禁不了的。朝廷希望通过训导说服官绅百姓不要吸食，这就更扯了。包括清朝在内，中国传统王朝的政府都是小政府，这个政府在县以下没有行政机构，怎么禁止啊？而且地方的士绅自己也吸，他们会想，禁烟关我啥事，反正我是用钱买的，凭什么不让我吸。可见，这种道德劝诫也是无效的。 鸦片战争的问题从这里就接上了。我们讲的这些变化都是发生在鸦片战争前一二十年之内的，之前中国在对外贸易里都是往外卖，挣别人的钱，现在变成要去买人家的，往外送钱了。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479-505. Accessed: 7/19/2013
所以说，现在回望当年的鸦片战争，中英两国军队在物质上的差距并不算大，关键是战术境界差了档次。我们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组织已经落后了欧洲许多年，中国军队早就用上火器了，明朝就建立起了专执火器的神机营，但从来没有想过在军事组织上进行革新，将冷兵器时代的肉搏战法转变为现代利于使用火器的新式战法。清朝统治者和军队将领或许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因为在此以前他们没有遇到过像英国这样的对手。而一旦遭遇这样的强敌之后，他们就会觉得非常不适应。这么多能战之士，从全国各地征调到沿海，却是打一仗败一仗。我们历史书上所说的英雄，从关天培、定海三总兵到陈化成，这些英雄们的战绩都非常差，他们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死得比较壮烈。其实海龄是打得最好的，但我们却没把他当成英雄。总之，中英之间软件建设的巨大差距，导致这场战争一直呈现一边倒的态势，英军最终打到南京，中国被迫与其签订城下之盟。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657-65. Accessed: 7/19/2013
大沽口的袭击似乎有点理亏，是因为他们毕竟只是使节，是进京换约的。当然，这也不是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全部理由。还有一种说法，英法联军进京后，发现此前的使团被关押在天牢里，清政府给他们定的罪名是反叛者，而且有些人受到了虐待，或被施以酷刑而被折磨致死，所以他们就很愤怒，进而烧了圆明园。其实，这些愤怒也都不能说明他们非烧圆明园不可。我觉得圆明园之被抢、被烧，与这个园子怀璧其罪多少有关。这么大的园子，有这么多好东西在里头。在那个年代，战争都带有很强的商业性质，一般军队在战争中都会公开抢劫，从欧洲封建时代后期开始就已经是这样了。战争就是商业行为的延伸，先是雇人打仗，抓俘虏，然后就去要赎金；打赢了就占据某个地方，然后抢东西，这也可以看成是某种赔偿。可见，当时的战争就是一种商业行为，对英法军队来讲，干这种事也不稀罕。虽然说在他们国内已经有些文明人，比如像雨果这类作家，觉得做这种事很丢人，但是就当时国家整体而言，他们的道德水平就这样。国际政治的道德水平其实是逐步提高的，那个时候还是丛林时代，丛林时代的道德规则就是弱肉强食，所以只要找个借口就能公开地抢。 最后，圆明园被抢了，皇帝跑了，条约也重新签。除了损失圆明园，损失了藩库的银子，损失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之外，条约还是那个条约，《北京条约》就是《天津条约》的翻版。而且在此期间，俄国人还趁火打劫，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地方全部抢走了。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地没有人，几乎千里无人烟。清政府认为关外是龙兴之地，不许汉人往东北迁徙，所以那一带长期无人。俄国政府借助哥萨克组成的拓边队，逐步往里渗透，直到把这片土地完全占据。等到失去了这片土地后，清政府才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东北长期无人的话，那么这一带早晚会被外国势力占据，于是才逐步开放柳条边。今天东三省，包括内蒙古东部的人大多都是清末民初从山东、直隶以及山西迁过去的。其实汉人很早就有移民动机了，只是清政府不许而已。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834-51. Accessed: 7/19/2013
就清朝而言，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前后，清王朝内部的统治矛盾和其他朝代有所不同，它的矛盾转化并没有遵循“土地兼并—农民流离—饥民遍地—领袖揭竿—起义蜂起”这一逻辑。清朝的矛盾或者问题也很多，第一就是统治机器锈蚀。当然，这是中国古代专制王朝的通病，每个王朝都是如此，当新的王朝发展到一定时期，制度就会开始懈怠，进而失效。该遵守的规则没有落实，该处理的政务没有人干。逐渐的，潜规则开始当家，再然后，潜规则也不管用了，它又被无规则取代。如果对某类事件的处理有正式的规则，大家可以按照规则办事，这是最好的。若是有较为固定的潜规则，其实也能维持正常的社会运转，大家多实践几次也就都知道该怎样办事了。等到潜规则都被破坏时，这个时候就乱了，老百姓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一般而言，统治机器到一定时候都会出现这个问题，基本上这个规律是没有哪个封建王朝能逃脱的。一些研究者论述清朝的制度设计多么多么好，清朝解决了政权如何和平移交的问题（就是太子继承的问题）。他们认为清朝建立的秘密立储制度，以最佳方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皇位传承问题。但其实这是没谱的，所谓秘密建储，关键是要能保得住秘密，可是在晚清，怎么可能保得住呢？一开始皇帝把传位诏书放在乾清宫正殿的正大光明匾的后边，大家都不敢去偷看，但后来就可能有人敢去看，甚至敢泄露了——大臣可以随便收买个太监爬上去看看，很简单的。实际上这个制度实行了不过四代就废了。中国古代很多制度都是如此，因为它是要靠人来执行，缺乏相应的制衡措施，所以很快就会流于无效。 另一个问题，正如前面所说，清朝政府在社会已经出现转型的大背景下，一直拿不出对策对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对许多新兴的行业只是采取老一套的办法进行压制，这就使得问题或者矛盾更为尖锐。不仅仅是贫富的冲突，官民之间矛盾更为剧烈。在我看来，当时中国的官民矛盾一直大于贫富矛盾。因为所谓的富人在很多场合需要依赖权力致富，而官府则可以凭借权力来获取超额资源，所以官民矛盾大于贫富矛盾。此外还存在着其他问题，比如地域问题也很尖锐。传统社会因为自然灾害或是政策性驱使而产生过多次的移民浪潮，对于某些具体的地域，移民存在先到和后到的问题，这在南方一般表现为土客籍的矛盾。这些问题都会随着国家机器的锈蚀、制度的僵化、新型社会行业乃至生产关系的发展而逐渐激化。我一直觉得，在中国的乡村，地域矛盾要大于阶级矛盾。当然，我所说的阶级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那种对抗性概念，而是一种具体微观研究时所指称的阶层，它很少会大过地域矛盾，我们讲太平天国，其实跟这个地域矛盾就很有关联。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931-53. Accessed: 7/20/2013
拜上帝教虽然脱胎于西方宗教，但在运作起来后却逐渐偏离了原有的精神。基督教持一神论，在它体系内部也是如此，上帝是唯一的神。而且，虽然常说耶稣是上帝的独子，但按照基督教三位一体的说法，正确的理解是：耶稣是上帝的化身，被上帝派到人间来拯救人类，圣父、圣子、圣灵，即这种因信称义的精神是三位一体。但到了洪秀全这里，他对上帝和耶稣关系的理解就完全不同了：我也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之前有一个耶稣，他是老大，那么我就是老二。所以洪秀全没有立皇后，因为在上帝的天国里，上帝还在，所以他不能当皇帝，只能当王，进而他的配偶只能当王妃，但他又心有不甘，于是就空缺了皇后。但这样他的那帮兄弟又不干了，凭什么你能当上帝的儿子，我们不能当啊？于是他的那些兄弟都变成了上帝的儿子，其中三儿子就成了杨秀清，四儿子就成了萧朝贵，五儿子就成了冯云山，以及韦昌辉、石达开等，一共七个人都成上帝的儿子了。洪秀全也听过三位一体的名词，却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他曾经赐予杨秀清一封号，叫“圣神风”，而“圣神风”其实是早期基督教传入中国时，用于对译“圣灵”的词。这样一来，圣灵就成杨秀清了，可见洪秀全对这些概念完全是糊涂的。他还封冯云山为“云师”，萧朝贵为“雨师”，韦昌辉为“雷师”，石达开为“电师”，其中他又掺杂了中国农村自然宗教里的一些概念。所以，拜上帝教一点也不像基督教，因为其从根本上违背了基督教的基本原理。 洪秀全还认为，既然基督已经升天了，那么我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而且我在中国，中国又是世界中心，所以你们所有信仰基督教的国家都应该来朝拜我，由此可见他的自大。不过，尽管拜上帝教的最高统治者对教义是胡乱解释的，我们也必须看到，拜上帝教确实对于起义事业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如果没有基督信仰，可能这次农民起义不会闹得这么大。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1206-22. Accessed: 7/20/2013
我们从历史上看，如果农民起义失去了士大夫的支持，那根本就成不了事，闹得再大也没用。你看，宋朝士大夫从不参与反叛，因为皇帝对士大夫比较好，所以整个朝代都没有叛士。结果，尽管方腊、钟相、杨幺等的起义规模都很大，但都成不了事，问题正在于没有士大夫的支持。没有士大夫，他的起义就缺乏组织，难以塑造统一的文化，而且战略战术都难以提升。农民不是没有力量，但这种力量需要整合，没有人来整合，再大的力量也成不了事，太平天国的历史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尽管有小知识分子的参与，但他们本质上还都是农民，和真正的士大夫仍存在距离。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1242-47. Accessed: 7/20/2013
那么太平天国作为农民起义，已经具备了很多有利条件，为什么没有得到士大夫响应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虽然是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结合的产物，但结合的那部分是他们领袖的朴素的农民情结，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中上层文化的儒家文化采取了一种排斥的态度——其实他们对儒教也没什么实质性的反感，就是打碎了孔子的权威，把孔子变成了一个小丑似的形象。 对于这一点，士大夫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容忍的。对他们来说，王朝的更迭不是大问题，但如果有人对士大夫说整个儒学体系一文不值，那么我想他们基本上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是他们历朝历代赖以生存的立身之本。所以，曾国藩起来以后，他的动员纲领就是卫道。他在《讨粤匪檄》中刻意强调了太平天国对这种传统圣道的摧毁。其实太平天国有点冤枉，他们真没摧毁儒教。太平军一路上摧毁的是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他们把庙全拆了，把菩萨泥胎全砸了，但士大夫对那些并不是很在意。士大夫受不了的是太平天国连孔子都不在意，甚至把孔子变成一个小丑似的形象。 实际上，太平天国也做了些努力，他们也开科举取士，希望有士大夫投奔。但真正去的只是些低层次的人，最高是属于秀才这一级的，而且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牛的人。有些挺有才华的人，比如钱江、王韬、容闳他们，都是先到太平天国，之后发现这个地方不行，根本没有他们的生存余地，就又退出去了。所以，太平天国归根到底是一个农民自己的起义，其中混杂了大量社会边缘人士。到了后期，尤其是1856年天京事变，杨秀清跟洪秀全闹内讧之后，大量的流民、土匪、绿林好汉，以及像捻军这样的半匪半割据的势力全部进来了。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1263-77. Accessed: 7/20/2013
这是一场旧式农民起义，但是它具有一些新的因素。前面讲了宗教因素，如果没有这个因素的话，太平军不会有那么强，很难兴起，但是这支军队的失败也跟它有关。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属于西方器物的因素。太平军不排斥西方事物，他们到了江南以后很快发现，洋人的枪炮很好用。而当时政府和士大夫对采用西方的器物还是有障碍的，包括湘军也是如此——湘军崛起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用过洋枪洋炮。太平军发现洋人的枪炮很好用之后，便开始大量采购，所以在李秀成和李世贤这样的军队里有大量的洋枪炮。 当时曾国藩把李鸿章派到江苏、上海新组织起一支军队，即淮军。李鸿章刚跟太平军对阵的时候，面对李秀成的部队，他觉得非常吃亏，因为对方是几千杆洋枪一起轰击，那种仗根本就没法打。然后李鸿章才开始琢磨引进洋枪洋炮。那段时期，对阵的清军和太平军都比着用洋枪洋炮，所以当时洋枪洋炮的走私是最火的生意，很多洋人都在做这个买卖，甚至传说有些传教士也用他们的圣箱来倒卖军火。那个时代，西方枪械正处于一个转折变革时期，就是从前膛枪向后膛枪转换的时期。这一系列转换进步得很快，从最老式的前膛枪开始，后来就是火绳枪、燧发枪、后膛枪、有膛线的枪等。但是这样一来，前面的款式也被淘汰得很快，只能卖废铁，然而它们在中国找到了销路，而且销路很好，其实从那以后直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都是如此——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万国武器库，所有的这种淘汰枪支都卖到中国来了。 当时，清军里有洋枪队，比如李鸿章有常胜军，左宗棠有常捷军，这些其实都是洋人搞的。太平军那边也有洋人，太平天国文献里很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就是英国人呤唎写的，他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参加并帮助太平军的洋人。此外，清军洋枪队最早的副队长白齐文，在清军那边混得不好，后来也跑到太平军这边来了。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1284-1300. Accessed: 7/20/2013
我们讲太平天国，必须提到的一个相关问题，就是汉族士大夫的崛起。太平天国对于中国历史的贡献之一，就是它的确改变了中国当时的政治格局。那段时期，不仅仅是太平天国闹得凶，从南到北遍地都是农民起义，北方有捻军，南方有天地会起义，广东有红头军起义，西南有云南回民起义，甘肃宁夏一带也有回民起义，反正遍地烽火。当时北方好多地方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形：随便拉一帮人来去抢一个戏班子，把人家演皇帝的行头拿过来披挂在自己身上，搭一个棚子就开始称王称帝了，什么军师丞相、三宫六院，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实际上这种局面说明，这个王朝快不行了，它的绿营军不行了，八旗军不行了，作为总预备队的蒙古骑兵又被英法联军歼灭了，真是没有什么可拿得出手了。 这个时候如果不是汉族湘淮军的崛起，清王朝就真的完了。之前，清朝政府对于汉人有很多防范，中央官职满汉两套，看似平等，实际上，六部堂官皆是满人掌权、掌印，汉人干事，无一例外。各地的督抚，重要的位置，基本上都是满人当。清朝就两个重要的督抚，一是直隶督抚，一是两江督抚，两江督抚有时候还会授予汉人，但是直隶督抚很少授予汉人。 各地驻防八旗首领实际上是和督抚平起平坐的。驻防八旗首领有的是将军，有的是都统，目的就是监视汉人。满人统治者对汉人非常不信任，林则徐禁烟的时候，当朝皇帝对他寄予那么高的期望，一有人进谗言，马上把他撤了，发配新疆。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在野的汉人士绅崛起了。湘军一直人数都不是很多，但是仗打得非常漂亮，虽然也失败过，尤其是和石达开对阵时，但是总的来说，湘军是胜仗比较多，打得相当顽强。在这种危机情况下，清廷一些满人就改弦易辙了。最早变革的，实际上是后来被政变搞掉的肃顺他们一伙人。肃顺是咸丰皇帝很信任的一个人，我们可以叫他宠臣，但这样说其实对他不怎么公平，他是非常受皇帝信任的，也是最聪明的一个人。肃顺是一个满人，他那时候已经看到了问题所在，他公然地宣称满人不行，得用汉人。所以信任汉人是从肃顺开始的。 曾国藩打了胜仗以后，咸丰皇帝本想让他当湖北巡抚，然而当时的朝廷军机大臣祁寯藻说，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一介匹夫，没有官职，匹夫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此非朝廷之福。咸丰于是把这件事放下了，后来在肃顺的坚持下才给了曾国藩地方实职——两江总督。这是肃顺的功劳。 如果一直不给曾国藩地方实职的话，湘军就很难办，因为湘军在体制内就是民团。国家是不给团练发军饷的，那么钱从哪里来？当时钱江出了个主意，可以开征厘金，就是收商税，这是好主意。但是开厘金、设厘卡必须得有行政权才可以，否则商人是不会交税的。所以当曾国藩还没有职务的时候设厘卡，经常会被地方政府赶走，他们的经费很紧张，一开始是凑出来的。朝廷那时候重用胡林翼，胡林翼是帮助湘军的，他不是湘军的头，但实际上可以当湖广总督的家。当时的总督满人官文比较乖，他自己没啥本事，但知道胡林翼能干，于是默许“我不管你，你爱怎么干怎么干，但是功劳首先是我的，往上报的时候首先得报我，因为我头衔高”。胡林翼也很乖，每次打了胜仗就顶着官文的头衔上报。后来中兴名臣，官文的位置是排得很高的。湘军就这样成长起来了。 湘军是一个跟绿营、八旗不一样的军队，它最大的特点是兵为将有，这一点跟后来的新建陆军也不一样。曾国藩是模仿戚家军的模式建的湘军，但是区别在于，戚家军是将领们建的，而湘军是儒生建的，一种儒生带乡农的模式——就是说曾国藩弟子门生很多，这些人都下乡招兵，招那些最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不要城市痞子，更不要当过兵的，就是要这些农民。招了以后，这些兵都是一个地方的，将领就是当地乡绅，士兵就是本地乡农，当然凝聚力很强了。你招来的兵，为你负责，招多少人，就给多大的官当，一旦这个招兵的人死了，那这个营也遣散，没有了。所有的人都跟曾国藩有这种师生关系，都服从曾国藩一个人，他不发话，谁也调不动。 曾国藩觉得，当时绿营兵关键是没有道义感，士兵跟将领之间没有人际关系的联系，打仗的时候直接给你派过来，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那我为什么给你打呢，为什么我听你指挥，为什么替你卖命呢？但是湘军就不一样，这实际上是个共同体，大家是有密切关系的，本来就是一个村出来的。当然这就去玩命了！大家一块，要渴一块渴，要饿一块饿，湘军有很强的道义感。[2] 这样的军队不是国家军队。别看绿营、八旗很松散，但它是国家军队，是国家所有的。有些军官能吃空饷，是因为每个士兵的薪饷都是国家发的。但是湘军怎么吃空饷呢？你敢在自己乡里乡亲面前，说我就吃空饷吗？这不可能的，做不到，否则会被人骂死。但是，兵为将有的确是有军阀的苗头了。无论是五代十国还是藩镇，都存在这个问题。既然国家指挥不了兵，只有将领能指挥，那么一旦时机成熟，将领告诉士兵去反政府，他们也会去反的。曾国藩靠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儒学道义感。他是个理学家，他刻意强调的是这种儒学道义，并以身作则，所以整个湘军的道德感特别强。但淮军稍有不同，淮军是李鸿章建起来的，李鸿章很灵活，有些痞气。他的部下，都是他在安徽做团练时的兄弟，什么人都有。他的军队不怎么讲道义，但讲义气。 曾国藩这个人打仗，在战略上很有一套。他认准了太平军的格局是沿长江一字长蛇，只要从长江上游往下打，就可以打灭它。湘军就按照他的部署打，但太平军在李秀成的率领下进攻江南，江南是中国的财富之地、漕粮之地，中国的财富主要是靠江南出的。当时江南告急的时候，朝廷调湘军，曾国藩不动，但也不得不应付一下，于是就派李鸿章带几个营的老湘军，李鸿章自己再招些人马，于是有了淮军。李鸿章实际上就是曾国藩的入室弟子，是很聪明的一个人。曾国藩的性格跟李鸿章是不一样的，曾国藩很刻苦，意志很坚定，识大体，但他脑瓜没有李鸿章灵活。这两人其实互相都挺欣赏的，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中一直在干事，但他们之间有过冲突。比如最初李鸿章经常起不了早，但曾国藩是天亮就起来吃饭，其他幕僚也随之早到，可李鸿章就起不了早，于是两个人就起冲突。曾国藩就想，你要不想混就走。于是，李鸿章说我的睡懒觉就是被老师改正的。但即使如此，他们俩还是有些不合，毕竟李鸿章不是一个能长期当幕僚的人，他总是要独当一面的。这个曾国藩也知道，这个时候有了机会就把他派出去了。但是李鸿章的兵不够，于是就回老家安徽招兵。曾国藩是个理学家，行事很古板，常写日记反省自己，下盘棋就反省自己，看到个漂亮姑娘也反省自己。他觉得必须每日三省五省的，但是李鸿章不是这样的人，他交的朋友也不一样。他的家乡有一帮不是很守规矩的人，就算是乡绅也是一些比较邪的乡绅，比如说盐贩子或者跟盐贩子有关的人，跟土匪有关系的一帮家伙，但到这个时候都很厉害了，一旦有事的时候他们就会起来。等于说，李鸿章拉过去一批现成的兵，然后组织成一支淮军。 淮军的组织模式其实还是湘军的，但是等到了江苏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已经不是儒生带乡农的模式了，而是一帮杂七杂八的人，甚至好些都是太平军的降军。这些人在湘军是不受重用的，但到了李鸿章这儿，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只要能干事，就会受到重用，金钱美女，要什么给什么。所以淮军的风格跟湘军完全不一样，但是确实很实用。淮军的西化程度也非常高，只要有用什么都可以学。洋操有用就学洋操——以前的中国军队是不搞列队，不搞齐步走的——所以淮军的口令“向前看齐、齐步走”全都是英语，直到淮军教练走了还是英语，一口安徽口音的英语。 淮军跟湘军有一点一样，就是也是兵为将有，军队不跟朝廷走，跟将领走。这两个湘淮军首领被重用之后，其他人都开始效仿。有很多很多支军队，既不是淮军也不是湘军，但都是按湘淮军模式建立起来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由汉人的士大夫组织军队，来报效国家报效清朝。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1368-1437. Accessed: 7/20/2013
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这个插曲，中国融入世界还会晚若干年。因为，如果没有太平天国把中国汉人士大夫的积极性焕发出来，那么，即使是英法联军逼得朝廷签了条约，中国还是变不了。所以从中国进入世界的步调而言，太平天国起到了一个正面作用。但是，就像很多次农民起义一样，太平天国这场农民起义对中国也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造成了人口的锐减和财富的损失，整个长江流域前前后后据说损失了一亿多人口。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1531-35. Accessed: 7/20/2013
洋务运动当时称为自强运动，这个运动，有三套逻辑。第一套逻辑，就是地方势力崛起的逻辑，由地方倒逼中央。第二套逻辑就是汉人崛起的逻辑，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自此被激活，这使得行将就木的清朝重新焕发了活力。前面我们讲过多次，清政府因为狭隘的民族心理，一直对汉族士大夫采取压制政策，但此时汉族士大夫冲破了网罗，进入了空前活跃的时期，清政府再也没有能力搞文字狱了。在汉族士大夫的群体中，不仅实学开始活跃，墨学也开始复兴，还有一些人开始追求西学，总之全面开花。由此导出了第三套逻辑，就是学习西方的逻辑。按魏源的说法，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制夷”是一个口号，一个说法而已，其实就是为了自保。自强运动产生的原因，正如前面所讲，是因为湘淮军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正面遭遇了西方。他们先是遇到了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太平军，后来又通过西方的人力和武器援助而打败了太平军。这些中兴名臣在平叛过程中，真正把“师夷长技”的口号落到了实处。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1634-42. Accessed: 7/20/2013
除了中央，地方上也办了很多实业，这些实业大多都跟具体的人物有关系。曾国藩去世比较早，他的贡献主要是筹办了金陵制造局和主持了派遣留美幼童计划，但前者并没取得很大成就。比较出色的有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虽然偏远了一点，但还是很不错的。左宗棠当时是闽浙总督，当时闽浙总督驻节福州，如果是驻节杭州的话，这件事可能会办得更好一点。我曾经去看过福州船政局，有工厂、码头、学校、海军，基本建成了一个自足的体系，因此其成就还是值得表彰的。李鸿章的贡献主要是江南制造总局，就是今天的江南造船厂，此外他还有很多其他贡献，比如继承了金陵制造局，还开办了轮船招商局——它在当时就能挣钱，到今天仍然存在。除了这些领军人物以外，当时全国各地都开办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洋务企业，但挣钱的不多，据说一度只有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挣钱，后来这两处办着办着就也开始赔钱了。不过，从整体来看，毕竟办洋务已经成为一时风气，当时许多地方官办洋务的口气都是很大的，他们都希望直接从西方引进最先进的机器，开办规模特大的工厂。比如后期张之洞要办铁厂时，就声称要办亚洲第一大钢铁厂。他在当两广总督的时候就想创办，后来在采购机器时，他去湖北当湖广总督了，于是工厂就挪到汉阳了。幸亏挪地方了，要是当时在广州办铁厂，肯定是困难重重——广州既没有铁矿，也没有煤矿，而当时炼铁既需要铁矿，也需要焦炭，幸好在湖北及其周边有这两种原料。张之洞的豪气在当时并不是个案，地方官员都希望花大钱、办大事，没有钱就去截留海关的收入。有几年，十分之九的海关收入都被地方截留去办洋务了，中央政府对此也没办法，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截了就截了，政府还不能拿地方这些人怎么样，因为他们势力都挺大的。 当时也办了一些教育事业，比如福州船政局附属的船政学堂，这是很有成就的。起码我们现在知道那里出了一个严复，还有甲午海战中死去的那些烈士们，比如邓世昌、刘步蟾、林永升等，他们都是从这个学堂毕业后留洋，然后再回来的。后来的中国海军基本上由这个学堂奠定了基础。还有中央的同文馆，不过这个成就就很差了。到后来同文馆招收的学生主要是旗人，我看齐如山描述他们当时在同文馆的生活，真是太舒服了——每月八两银子，而且每天管三顿饭，早餐还会送到门口，正餐都是七个碟子八个碗，吃得不高兴就可以砸东西、闹学潮，如果来同学了还可以叫厨子免费做几个菜。这像是学校吗？这么好的条件，那些学生自然啥都不想学了，天天混日子，不把学习当回事。学俄文专业的学了九年，还没把俄文字母背下来，英文馆好歹出了几个翻译员，但也是乱翻译。严复留学英国时常去使馆，发现同文馆的高材生张德彝，连日常对话都应付不下来。总之，同文馆的成就是很差的，最有名的毕业生可能就是齐如山，但也没让人感觉到他有什么外语上的成就，只知道他参与了京剧改革，梅兰芳的成就跟他是有关系的。齐如山帮着把京剧改革得更为文雅，使其具有很强的歌舞性，改得更适合外国人的口味，所以外国人当时特别喜欢看梅剧。当时外国人来北京有三样事情必须做，就是上长城、看故宫、观梅戏。 此外，在上海有一个广方言馆，好像成就也不大，似乎也没有出什么牛人。江南制造总局有个翻译馆，这里的成就倒是很大，它出了很多书，我们中国最早的数理化课本都是从那里出来的。有许多传教士在编译所干活。让现代人觉得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翻译者在对译外国的字母符号时，常常借用中国的传统表达方式。这些书看起来很有意思，比如用甲、乙、丙来对应西方人的X、Y、Z；处理二次方的时候，直接在字符的右上角写“平方”，而不是按照西方惯例写一个小“2”。在化学课本中，翻译者也都按照近似的发音，生造了许多中文汉字，然后将各种化学元素对译，钾钠钙锰铝什么的都是当时译的。总之，翻译馆为当时的思想启蒙做了很多事，不过说实话，效果并不太好。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1679-1712. Accessed: 7/21/2013
整个洋务运动都是变物不变制，器物可以引进，大工厂的生产方式也可以学习，但一般的制度性变革是不被允许的。不过，筹建北洋水师却把制度也变了，要想练制一支新式的海军，不变制度是不行的，像当时买回来的定远号、镇远号这类大军舰，都类似于一个小工厂，如果不对制度进行变革，这些军舰根本没法操作。所以，北洋水师全面引进英国体制，把英国的海军章程全文翻译过来，把无关紧要的地方改改，就成了中国的海军章程——《北洋水师章程》。而且他们也把英国的军阶制度引进中国，只是把具体的称呼都改了；同时还把英国的军官请来，给他们一定的自主权，让他们训练中国的水兵；让从福州船政局毕业，又从海外留洋回来的学生当管带或舰长，指挥军舰。所以说，北洋水师对传统的军事制度变革得比较彻底，但它也有自己的问题。 首先，北洋水师仍然是由李鸿章掌控的。我们在讲湘淮军兴起的时候说过，湘淮军与八旗、绿营最大的区别就是兵为将有，北洋水师也是李鸿章所建构的军事体系内的一部分，他要保证北洋水师首先是忠于他的，至少他能够对其施加控制。所以舰队的司令，也就是水师提督，只能是一个忠于他的淮军军官——丁汝昌。丁汝昌原是淮军骑兵出身的军官，骑马毕竟跟开船大不相同，他自己也不懂海军，让一个不懂海军的人来当舰队司令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司令需要全盘指挥舰队作战，如果他不熟悉军舰的性能和海战的规律，那么指挥起来也是很困难的。但李鸿章为了保证北洋舰队对他个人的忠诚，宁愿选任这样一个司令。此外，中国人建海军，内陆的气息还是留存得很重。海军是要到海上去打仗的，死也应该死在海上，它本来就是和陆军不一样的兵种，但是中国人建的海军仍然带有很强的陆生心态。比如甲午海战中在黄海大东沟迎战日军，大东沟那里是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战场的选择就很奇怪。大东沟不适合打海战，而且即使能看到陆地，陆上也没有海防炮可以对舰队进行支援。那么，为什么不选择离海岸较远、比较广阔的海域呢？其实这就暴露了北洋舰队的问题，它只敢沿着海岸线航行，有点小孩子断不了奶的感觉。北洋舰队有两个基地，一个在旅顺，这个还不错，但另一个建在威海旁的刘公岛附近，这个地方根本就不适合作为海军基地。刘公岛是个离海岸不远的小岛，北洋舰队的基地就建在这个岛和海岸中间的夹缝里，然后这个夹缝两侧朝内建了大量坚固的炮台，这个堡垒就像一个乌龟壳，基地就修在乌龟壳里。黄海一战，北洋水师战败后，剩余的军舰都躲在这里面了，这有什么用呢？日军一看，这很简单啊，从威海东南边的荣成湾登陆，然后兵分两路，迂回一下，就把威海打下来了。这时日军可以直接利用岸上的炮台，而躲在乌龟壳里的北洋舰队就都成了活靶子，想出也出不去了。他们在躲进来的时候，就在两边的出口都布满了水雷，本来是怕日军舰队攻进来，结果自己也出不去，倒是自己把自己包了饺子。从现实的海战来看，这种海军建起来的确没什么大用。 还有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当时建起的舰队有四支，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各行其是，各搞一套，其实有点半军阀的味道。这样互不统属，最后只会被人各个击破。之前水师曾聘任英国军官作教习训练水兵，但中国人一发现自己会开船了，能把大军舰开到外洋去了，就觉得不需要外国人了，干脆中国化算了。当时所有人都热衷于搞中国化，然后就发生了权力纠纷，最后把当时北洋水师总教习琅威理赶走了。把教习赶走以后，军队的训练就开始松弛、马虎了。虽然那种关于北洋水师在大炮上晒裤子的传言不一定是真的，但的确管理非常疏忽，疏忽到什么程度呢？日本人的间谍进入基地后可以随便拍照，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北洋舰队各军舰的样子，都是日本人拍的，我们自己则没留下照片来。所以日本人对中国的舰队了如指掌。而且，舰队的管理也很落后，海军每天都是要把舰炮擦得一尘不染的，检查的军官会戴着白手套往上蹭，要没有任何脏东西才成，但后来北洋水师的这些条例规章都没有得到有效遵守。邓世昌是一个民族英雄，但是他的致远号兵舰，各个密封舱的密封圈都老化了，结果中一颗鱼雷就沉了，作为舰长难说他没责任。这些留学生，战败之后，一个个都自杀了。他们这些人都是国家花大钱培养出来的中国第一代海军人才，结果一打败仗基本上都自杀了。邓世昌本来可以不死的，但他偏偏自杀了，刘步蟾也自杀了，林永升也自杀了，方伯谦是被杀的。他们那一茬人里好像只剩下一个萨镇冰，萨镇冰又是其中学习最不好的一个，最后国家海军重建，他反而成了海军大臣。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1821-58. Accessed: 7/21/2013
在甲午战前，不管是世界舆论，还是中国舆论，普遍认为中国能够打赢，因为旁观者看的都是一些比较客观的指标，比较双方各有多少战舰、吨位、门炮、军队、GDP等，这些方面日本当然不行，所以几个指标中国都要超过日本。外国人当时完全没料到，各方面实力都很弱，而且很穷的日本敢在那时挑战中国。中国当时普遍也洋溢着乐观的情绪，各种舆论都超级乐观。结果一打，一败涂地。后来中日谈判，本来中国不想派李鸿章去，但日本人要求必须李鸿章来，否则拒绝谈判，而且威胁会继续增兵，并向北京进发。为什么日本人指名要跟李鸿章谈判呢？一方面只有李鸿章才能谈明白，一方面也有羞辱他的意思。你不是洋务运动的主持者吗，这场仗不也是你主持的吗，所以我们就要你来。李鸿章去了以后真的是没有什么本钱跟人谈。日本人直接把草拟好的条约递给他，让他签，不签日本兵就要进北京。李鸿章只有讲，中日之间还是要友好，还是要合作，毕竟都是东方国家，同文同种，但讲了半天屁用也没有。正在僵持阶段突然来了个日本浪人，朝李鸿章打了一枪。当时日本国内有一股激进势力，认为日本应该趁这机遇把中国灭了。当然，这只是激进派的观点，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为西方列强不可能容忍日本把中国灭了，后来的历史也是如此。你想想，如果日本把中国灭了，那日本将会成为非常强大的国家，到时西方国家在亚洲将会面临非常厉害的对手。西方人不会允许日本吞并中国，这是日本希望消灭中国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西方列强对中日关系的态度均是如此。日本一旦把中国吞并掉，那么日本就会变成一个巨无霸，成为东方第一号强国了。就日本自身而言，它的确想把中国灭了，它的第一步就是先把国家的重心移到满洲，当时日本就是计划整个移民过去，然后一步步地把满洲吞并掉，这的确是日本既有的设想，无论田中奏折是真是假，日本的这种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岛国居民对于自己的生存环境从来都是很不满的，就算到今天，日本人的危机意识也是很强的，想到大陆上去是他们持久的愿望，当然，一直没能真正实现。 前面讲到，日本国内的激进分子朝李鸿章开了一枪，这件事导致世界舆论一片哗然，西方各国都指责日本太过野蛮。当然，世界舆论也是明显要压制日本的，但像日本、中国这种东方国家，最害怕别人说它野蛮。尽管日本当时的确野蛮，但特别在乎别人这么对它进行评价，因为它还在学习西方文明呢，因此才对中国做出了一点点让步。不过，我们从后来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可以看出，日本一是要中国割让辽东，一是要割让台湾。你们想想，日本吃掉中国这两块领土的态势是什么呢？就像是一条毒蛇张开了嘴，中国的这两块地方变成日本的上下颌，而日本本土则是蛇身。可见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当然，最后日本没有占成辽东，三国干涉还辽遏制了它的野心，但是赔款和割让台湾毕竟实现了它最初目的的一部分。从此日本也像西方殖民国家那样，获得了第一块海外殖民地台湾，而且获得了促进发展的大量资金。当时，2．3亿两白银的确是个天文数字，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才七八千万两。所以这个数字对中国而言是个天文数字，对日本来说也是一笔巨额资金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局势也已经很明朗了，原来一直喊“狼来了！狼来了！”，但狼来后似乎并没怎么样，英国人来了，法国人来了，也没有对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变局，他们只是想通商，并不是想把中国吞掉，所以当时中国人的危机感还不是很强烈。前面我们讲过的士大夫不觉醒，跟这个很有关系。但是《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台湾被割让，中国人开始受到强烈刺激：一方面觉得很丢人——我们改革了半天的军队，几乎是不堪一击。我们花巨资建起的北洋水师最后被日本人集体俘虏，成日本海军的一部分了，我们那些优秀的战将们死的死，逃的逃，自杀的自杀，剩余的水师官兵被装进一艘卸掉了舰炮的训练舰，从刘公岛运到威海，上岸后就被解散了。淮军是打一仗败一仗，有的人说他们是从鸭绿江开始败的，也有人说他们从大同江就开始败，一直败过鸭绿江。我们现在去看甲午战争史，找不到什么有关中国军队的正经战绩，战报可能都写着“毙敌无数”、“杀敌无算”，都是没有数的，到底灭敌多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没真正的统计。从朝鲜败退回东北，真的是没什么可以称道之处。后来有人做过统计，在整场战争中，中国军队还不及留在台湾的这帮土匪们，就是黑旗军刘永福这批人打得好。这确实是很丢人的事儿。另一方面，《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人能够感觉到的问题就是，近邻日本学西方学得比较好，人家摆明了想吃你，蛇已经张开了大口。这个态势大家看得都很清楚，而正是由于看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西方列强才真正动了瓜分中国的念头。以前它们可能并不敢想瓜分中国，因为这样成本比较高。这次战争后它们才发现，中国人原来这么不经打，如果还任由日本吞并中国，自己不但分不到一杯羹，而且后果会很麻烦。所以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那是真的危机来临，列强真的动了瓜分中国的念头，因为瓜分以后就可以防止日本坐大——西方人的确非常害怕东方会崛起一个大日本。 而对中国来说，不管怎样这都是亡国，这种危机从甲午以后就非常明显。虽然说士大夫，尤其是“公车上书”的这帮人很激昂，都想怎么怎么样，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没什么把握。就全国而言，也没有人有把握说我们和外国打下去会怎么怎么样，后来的人讲该全民动员啊，唤起民族意识啊，但在当时根本做不到。因为老百姓都无此警觉、无此觉悟，日军进入中国领土后，只要日本兵表现得还好，当地的普通老百姓大多是不会反抗的。当然，不能据此说老百姓都不爱国，但是现实确实如此，只要日本人不烧杀抢掠，民间一般不会出现强烈的反抗意识。综观全局，士大夫能够想到的唯一应对之策，就是赶紧变法。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1981-2031. Accessed: 7/21/2013
李鸿章当时是真想贴上维新派，所以即使变法失败，他还利用自己的门生人脉关系保护了一批人，他甚至对西太后说，他就是康党，他绝对是倾向变法的。甲午之败，究竟败在哪里，李鸿章对此是很清楚的，但是他背着战败之名，同时还是《马关条约》的签约人，因此被全国认为是大汉奸，这个名声很不好，大家都不敢跟他走得太近。维新派也不敢沾，强学会成立时，李鸿章也派人送来钱，但是都被主事儿的康梁等人退了回去。说实在的，李鸿章当时已经没什么职位了，但是潜势力还很大，特别是在洋务派官僚中，其关系网绝对比张之洞要更复杂。所以后来李鸿章跟他的孙婿谈话时说，朝中大臣都是扯淡，只有他老师曾国藩能够办事。这话隐含的意思就是他也能办事，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他最能干，办的事多，而且势力广，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维新之后他救了很多人，若是其他人救，估计是救不下来，但是只要李鸿章出面，这事一般都能办妥。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是张之洞的爱徒，但张之洞把他救下来了吗？张之洞也不是不想救，可救不下来。因为张之洞自诩清流，他的势力远不如李鸿章。李鸿章想救的人，比如徐致靖、经元善等人，就被他救下来了，李鸿章给荣禄打个招呼，荣禄就买账。这不仅与李鸿章个人能力有关，而且与过去的官僚关系网特点有关，其中纠结了无数的恩恩怨怨。李鸿章由于资源多，而且本来性格就比较爽快，出手很大方，这就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好感，人缘特别好。这些受过恩惠的人，大多会买他的账，而且过去官场上还讲老道德，用人用钱能够相互援助，即使一方隐退了，但求助以前的朋友，他们仍会帮忙。张之洞则洁身自好，现在我们也很难听说他和某某某有什么不正当的勾连，遇到要谈判就躲得远远的，这种官僚的确不会落下什么坏名声，但问题是很多事情他也办不了。所以维新派在当时排斥李鸿章，实在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李鸿章真的是卖国贼吗？虽然社会此时嚷嚷得厉害，说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已经娶了外国公主了，而且李家在外国银行有多少多少存款等，但全是无稽之谈。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被解职，于是到欧美转了一圈，他的这次出访在国外引起了很大反响，西方人对他的印象也很不错，后来像“李鸿章杂烩”这种中式菜肴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李鸿章毕竟见过大世面，不卑不亢，也的确有两下子，所以外国人也觉得李鸿章是个值得西方国家尊敬的人物。张之洞也对维新运动很热情，当梁启超要去见张之洞时，张甚至要开中门迎接他，这是按平级官的礼仪来接待他。当时的巡捕官觉得此举太离谱了，因为当时张是总督，而梁启超还只是个举人，这样张才没有开中门，但由此可见张对康梁等人的确是非常敬重的。而康梁等人因为过度自负，对张之洞的态度一直不冷不热。也就是说，维新派一直没有和洋务派结成一种本来可以结成的奥援。按后来的说法，维新派没想过要扩大自己的统一战线，而自己内部又这么分裂。事实上，康梁的姿态也吓跑了很多人。 现在解释维新变法之所以失败，一般归结为“资产阶级不成熟，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壮大”。但这个提法本身就有问题。中国当时有谁是资产阶级，康梁吗，还是黄遵宪、熊希龄那帮人？他们谁都不是资产阶级。日本明治维新时有资产阶级吗？更没有资产阶级，起来反抗的全是一帮下层武士。像长萨藩的这群武士反对幕府的时候，幕府其实已经对外开放了，武士的口号是尊王攘夷，夷就是西洋鬼子，其实这个口号在当时而言是挺可怕的，等他们推翻幕府以后，发现这些夷都不能攘，结果他们比幕府的开放程度还要高。看来，还不能用阶级史观来讨论这些变革的问题。当时日本的资产阶级可能比中国还弱小，中国至少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开工厂，但当时的日本连新式工厂都没有。我现在觉得，当时的日本下层武士里，可能的确有高人，他知道路怎么走，利害在哪里，该团结谁，该拉拢谁，知道该一步步地做。但是我们这帮人不懂这个，所以一下子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局面，声势闹得很大，但实效都不大。当然，这个实效不大也有另一方面的问题，这个我们下一讲再说。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2115-50. Accessed: 7/21/2013
西太后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她的知识主要来自于京剧，当时的京剧还很糙，主要反映的就是一些民间的因果报应、孝心、报恩思想这一类很朴实的东西。她心中的怨火是被逐步点起来的，而往柴堆上添加的最后一根棍儿就是谭嗣同前去要求袁世凯包围颐和园。西太后至此把所有的事情集合到一起，全都归咎到光绪身上，她认为光绪最大的恶就是不孝，这些事都是光绪所指使的，按过去的说法就如同“弑母”一般。因为在名义上西太后就是光绪的母亲，而且她自己觉得很冤。所以她一直想废光绪，但是又废不了，也很憋屈。她本来就对西方列强没什么好感，现在全然是恶感了。 此时坊间也有传言，说西方列强要压服西太后，逼迫她还政光绪。西方国家有没有这念头呢？有，但他们没有这种实际行动。这种时候，外界压力就导致了直接的权力争斗，本来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国家的压力，现在转化成对西太后个人权力欲望的一种压力。西太后坚信，北京的外国公使都在逼迫她，在这种情形下，她就极有可能做出失态的决定，而恰在此时，义和团的事情被下边的地方官报了上来，于是事情起了变化。开始有人吹她的耳边风，称“民气可用”，朝廷不行就靠民众嘛。我们在第一讲就讲过，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一直存在一个神话，即相信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这种思维其实就是小时候玩的老虎棒子鸡、石头剪刀布之类游戏的逻辑，这多少代表了我们民族的一种心态，相生相克的往复循环，这其实也是一种思维定式。虽然后来人们发现洋人并不怕民众，但这种说法仍没有消失，一旦时机成熟，它就又作为一种宣传口号把社会大众鼓动起来了。当朝廷发现他们没有什么资源的时候，就想到要利用民众来反制洋人。所以这个时候，朝廷的政策取向就出现了游移。不过，这种游移自1899年下半年后就开始了，当时中央政府对义和团剿抚不定，而一旦这样，问题就麻烦了，义和团很快四处扩散，主要发展势力就进入了京畿地区。如果朝廷下决心围剿义和团，那么他们绝对闹不出什么名堂。 而且，义和团之所以最后赢得了西太后的支持，原因在于民间一直传说义和团成员有神功附体，可以刀枪不入。刀枪不入的法术其实不是义和团发明的，此前很多教门在起义闹事时，都会以此作为噱头。民间搞政治，从来都脱离不了巫术的成分。但这个时候，传统的法术就变成了一种特定的、专门针对洋人的法术，义和团的刀枪不入不再是以前冷兵器时代的刀枪不入，他们鼓吹洋人的火枪也打不死义和团。至于说冷兵器的刀枪不入，大家在看艺人街头卖艺时估计都见过，今天少林和尚表演团也爱搞这玩意，睡钉床、拿刀在肚子上砍什么的，原本就是特技戏法，那时则变成了义和团的特定法术。义和团成员声称，只要通过特定的请神仪式，让拳民来神了，就可以掌握这种法术，这其实是包含一点气功成分的。我看当时档案材料的描述，说有人一来神了，就一蹿丈余，可以直接上房。这感觉跟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气功热时的现象没什么不同，某个练气功的，突然之间，只要功来了，整个人就不一样了。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2714-38. Accessed: 7/22/2013
所谓的西方文化霸权，的确存在。但是，这种霸权并不能强制中国人信教。而且我们还知道，中国人对于文化一直都有比较强的包容心态，表现在宗教上也是如此。中国人对于宗教没有特别的信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虔诚，很多人信教都是有功利心的。任何一种神灵体系在中国人看来可能都是他处理世俗问题的助力，可以来帮他忙的。你灵，我就信你；你不灵，我就去拜其他的神。多信一个神或少信一个神，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在中国人眼里，各种神灵或者宗教信仰体系的区别和边界向来是不清楚的，他们也不愿意分清楚，他们所在乎的，只是这些神灵是不是够厉害，是不是有真本事。正因为有着这样一种实用理性的心理，他们对外来宗教的排斥性也是不强的。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2750-56. Accessed: 7/22/2013
最后就是老一套的赔款了。但这次赔款与以前不同，它是专门惩罚和侮辱中国人的——你四亿人都是混蛋，所以每人赔一两银子，然后西方国家按照义和团运动期间各国损失的大小和各国出兵多少进行分摊。当时的中国，岁入刚刚接近一亿两，经过这种大乱以后，已经极其残破了，户部银库也被八国联军抢了。这么多银子，怎么赔？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关税和盐税，都抵押了出去。不仅如此，各省也有各自的赔款，特别是那些杀教民和杀洋人比较多的省，赔款数额也是巨大。但在此期间也有亮点，就是当时的新教传教士，主要是美国的新教传教士，他们一直在各国之间进行斡旋，对帮助中国人而言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的努力主要在于：第一，要求列强不能惩罚所有的中国人；第二，认为应该对中国人进行教育，而不是单纯的惩罚；第三，鼓动各国尽可能地减少中国各省需要负担的赔款。尽管新教的教堂和教士在拳乱期间也遭受了残害，但新教教会基本都放弃了赔款要求。相反，他们还在各国国内组织了很多捐款，以救济品的名义送到中国遭受兵灾的各个地方。所以，义和团之后，新教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中间得分很高，国人对它的印象很好。后来美国第一个退还庚款，这个其实也是新教传教士推动的。但是，这个退款不能直接退给中国政府，于是美国人就成立了一个基金会，中国政府把赔款拨给美国，美国再把钱拨还给基金会，然后专门培训中国人到美国留学，每年一百来人。庚子赔款生其实生活都挺优裕的，因为这些钱都由基金会拨付。到民国时期，退还庚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运动，不仅美国退，其他各国也都在退，那个时候成立了许多诸如中法大学、中英大学之类的高等教育学府，这些都是用退还的庚款办的。但是各国之间，有的退得多，有的退得少，有的退得很实在，有的退得一点也不实在。最不实在的就是日本，日本退还的庚款全都给了那些在华的跟日本有关的团体，而这些团体都是为日本人办事的。所以，其实日本人退来退去，还是退到了自己头上，但从名义上讲，它也退了。庚款退得最彻底的是美国人，它真的就是一分钱没要，据说现在基金会还在运作，只不过退回的钱都是给台湾新竹的那个清华大学，不往我们这里退。当然，这中间也有好多的陈年旧账，因为很多美国人资助的教会大学，比如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后来都被无条件没收了。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2981-3001. Accessed: 7/22/2013
1911年成立的皇族内阁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成立皇族内阁，同时废除军机处，也是出自立宪派的吁求。当时立宪派在资政院弹劾军机处的时候，就是希望成立责任内阁，但他们所谓的责任内阁是由资政院选举的，而不是由朝廷选的。这样，只要资政院对内阁不信任，就能投票使其下台，在议会制度下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清末的内阁却是由朝廷定下来的人选，十三个阁员中有九个是旗人，七个是皇族，全是自己包圆干了，这不是胡扯吗？ 他们这么收权事实上是很蠢的行动。因为地方权力大，强地方、弱中央的格局自太平天国以后就形成了。太平天国闹起来后，清政府只能借助地方势力来维持秩序。八旗兵不行了，绿营兵不行了，蒙古骑兵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玩完了，只能依靠地方士绅来编练团练。最后，这些团练中的一支，也就是湘淮军练成的勇营发挥了作用。像曾国藩，当时就是一个在野的地方士绅，以在野侍郎的身份编练乡团，然后把清廷的统治给救了。地方权力大最后导致什么局面，西太后和恭亲王不是不知道这些，但他们就是不敢一拍脑袋说把权给收了，他们根本不敢动地方的实力派。曾左李虽然权倾朝野，但基本上没有受过什么大的处分，没有被撤职查办过。比如李鸿章，甲午战争后国人皆曰可杀，西太后也剥除了他的官职，但是仍然保留着他大学士的称号。这是因为，这些人是有所代表的，他们代表着地方士绅，代表着汉人的利益，所以西太后或恭亲王不敢去动他们。连西太后他们都做不了，这帮二十五六岁的小孩儿能收得了？这帮年轻人就这样把事情弄砸了，当然，弄砸的原因不是因为朝廷政治太糜烂了，而是他们与朝臣之间，或者说是掌权者与官僚体系的关系弄砸了，朝廷中最有实力的那一群人不跟他们玩活了。 其实，他们在收权的时候也有隐忧。可能有人已经看到，如果按照立宪派的路子走下去，满人的统治权力迟早会逐步丧失。实情也是如此，立宪这条道路走下去，满人的利益肯定会丧失，如果满人的利益一直都得到了合法的保留，那么就不能称其为立宪，而是假立宪了。那么，如果我们是满族亲贵，该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呢？我觉得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只能是顺应历史潮流。就像英国王室，如果想像以前都铎王朝时代那样保持权势，那早就玩完了，连今天的地位都不可能有。这就是个趋势的问题，首先要想明白你不可能永远掌权，然后再想你是光荣退休，还是被人赶下台，或者是被人砍掉头，这才是实际的选择。从来就没有能使人一辈子掌权的选择。 他们不仅收权，而且收揽资源。路矿权原本是地方的，是地方政府和民营资本经营的权利。结果到了清朝最后两年，也开始权利上收，搞铁路国有。地方铁路的确有的地方办得不怎么好，像四川，路款都被当事人炒股票炒没了，但也有办得比较好的，比如沪杭甬铁路。不管办好办不好，都是地方的权利——办不好，以后可以吸取教训重新办，你给收了，凭什么？ 亲贵们以为把所有权力和资源抓在手里就能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他们不断收权，拼命掠夺和占有资源，以维护自己统治的稳固，但这些都是假象。古往今来，世界上没有一种能够让人永远掌权的选择，如果选了这样一个选项，就相当于按下了自我毁灭的按钮，因为这一选择得罪了太多的人。 中国被拖入西方体系，被迫从传统向现代发生转变的时候，统治中国的是一个满人的王朝，是一个异族王朝，人们对这个政府犯错的容忍程度会小得多。所以满族人一按按钮，很快就爆了。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3355-85. Accessed: 7/23/2013
从地方收回权力，这也是犯了大忌，其中可能会触犯很多的利益主体，比如铁路国有的问题。为什么四川因为铁路权收归国有而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呢？因为四川铁路公司的股权持有者几乎遍及全川，当时各个阶层的民众都买它的股票，都认为这个能赚钱。本来这个股票因为公司的操作失误，已经变成废纸一张，但现在将其收回国有，这个责任就变成了中央政府的，这就会伤害很多人。自己弄坏是一回事，由国家出面解决问题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儿，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在铁路办得好的地方，比如江苏、浙江等地，朝廷将铁路国有化同样会引发大规模的不满，因为其背后也隐藏着各种利益，而且跟铁路相关的其他产业都会受到影响，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3406-12. Accessed: 7/23/2013
袁世凯称帝时，古德诺 那篇《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影响很大，古德诺当时是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他的文章本身没什么大错，中国的国民的确不适合总统制，但是他也没说现在就是适合复辟。袁世凯此时是当不了皇帝的，因为各种势力都在反对。而且，由于历史已经走到这里了，进化论的价值观还没人能够质疑，它是一种很强势、很有市场、很有说服力的价值观。在这一背景下，许多人就认为，袁世凯称帝，就相当于反对人类进步，反对历史进化。总之，不管反对者所持的是什么居心，各自有什么样的怀抱，进化论的声音已然把所有的想法都统一起来了。这就极大地孤立了袁世凯，连他的亲信大将冯国璋、段祺瑞等人都反对他，所以袁世凯最后就在众叛亲离中死去。还好袁世凯死的时候像一条汉子，他没有把复辟一事推诿与人，而是承认是自己糊涂，贪恋权位，并对没有听严修的话悔恨不已。袁世凯认为严修不求名不求利，乃真正之国士，国士在前，自己却听不进忠言，以致落到今天的地步。袁世凯觉得自己是咎由自取，但是没办法，现在局面已经变成这样了。 再说杨度。复辟的主意出得很馊，但是杨度在中国历史上也能算一个智者，他先是办新政，后来又到袁世凯处当幕僚，做得都挺好的。本来袁世凯想让他做教育部部长，但他不屑于做，他一直以帝师自诩，自认为学的都是屠龙之术，要做的是大事儿。杨度看到中国当时不适于共和制，可能恢复帝制要好得多，便把希望都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不过，他确实没有看清当时的形势，虽然说从道理上讲，当时中国有个皇帝最好，但在情势上，没人有资格做皇帝，谁做谁倒霉。袁世凯曾说过，让他做皇帝，简直是把他放在火炉上烤，但是最后他真的就坐上去了，而且还是杨度把他推上去的。杨度是一个真诚的君主立宪者，他认为中国适合的就应该是君主立宪，所以他一手策划的复辟并不是说要回到君主专制，而是要建成君主立宪。张勋复辟之后，杨度非常失望，认为张勋彻底地把他的理想糟蹋了，所以后来就比较颓唐了。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3972-89. Accessed: 7/23/2013
再讲北洋，虽然袁世凯没了，但是北洋系统还在。那个时候的北洋，包括此前的湘军、淮军（淮军后来变成了淮系），都是带有很强个人色彩的政治军事集团。虽然北洋军比之前的湘淮军更加现代化，但它依然带有很强烈的个人效忠色彩，也就是说，这种人身的依附关系仍然很强固。最牛的人是袁世凯，其余所有人都是他提拔的，都是他的部下，因此所有人都听命于他，但在袁世凯死后，他的继承者就很难有这样的权威。像北洋三杰龙虎狗，王士珍、冯国璋和段祺瑞，平起平坐，而且跟他们资历基本相同的人还有很多，比如张勋、陆建章、段芝贵等，其实有一大堆人，原来都是称兄道弟的，基本都差不多。这个时候要想从筷子里面拔将军，谁能赶得上袁世凯的权威呢？差得太远了。不过，相比较而言，资历最老的还是先前提到的三个人。王士珍后来不管事儿了，很淡泊；冯国璋有野心，但与段祺瑞比起来要差一截儿。北洋系统的所有军校都由段祺瑞来当总办，这是他的优势。也就是说，对所有北洋系统的军官而言，段祺瑞都是他们名义上的老师，包括后来的蒋介石也管段祺瑞叫老师，只要是在北洋系统混过的，都和段祺瑞存在师生关系。就凭这一点，段祺瑞的人气绝对是能大大盖过冯国璋，其他人也没法跟他比，所以此时就让他当了头。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4054-65. Accessed: 7/23/2013
当时为了说服中国参战，列强肯定要做出一些美好的允诺。而段祺瑞政府此时又的确比较困窘，财政捉襟见肘，内政外交也都不大顺利。列强在这个时候开出的价码包括重新议定关税税率啊，取消庚子赔款中中国需向同盟国偿付的赔款，等等。协约国承诺，只要开战，中国就不必再向德国和奥匈帝国赔款了，而向这两国偿付的庚款比例很大，一来一去就是不少钱。那个时候段祺瑞是当家人，他觉得这个参战是有油水可捞，于是就想干。但是也很奇怪，黎元洪从北洋水师毕业，我们的海军是学英国的，所以他受的是英式教育，老师全是英国人，而段祺瑞学的是炮兵，他是到德国留过学的，但他却力主对德宣战，而黎元洪倒是一直觉得德国不能惹。就学背景完全不起作用，这就很奇怪。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后来黎元洪表示可以让一步，中国跟德国及奥匈帝国断交就算了，起码应该保持中立姿态，但不能宣战，万一打不过别人，中国就彻底玩儿完了。黎元洪一直很忧虑，担心打不过德国人，到时候德国人卷土重来该怎么办，但是段祺瑞则是执意要打，结果就闹得非常僵。段祺瑞这次又找来督军团想压服黎元洪，但黎犯了倔劲，死活不同意，坚持不能对德宣战，最后闹翻了，黎元洪干脆就把段祺瑞的总理一职免了。 其实，按照责任内阁体制的设计，总统是不能罢免总理的，罢免总理只能由国会通过不信任票决议。但是，段祺瑞被免了以后，也不好意思继续在北京，就跑去天津了。这下各省的督军就都闹起独立来了，一则总统罢免总理不合法理，二则地方都不想跟着黎元洪干。黎元洪一看免了段祺瑞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就真的害怕了。此前督军团一直是在徐州开会，而徐州是张勋的大本营，所以张勋在这里就俨然以大哥大的身份行事。其实，督军团里并非没有比张勋更牛的人，毕竟军人干政也不是件光彩的事儿，所以希望找个比较傻的人当头，可以让他承担大部分的风险，所以就选中了张勋。这时张勋就表示，可以担当总统府和国务院的调解人，黎元洪巴不得有个人来居中调停一下，于是就招呼张勋赶紧进京。其实黎元洪在罢免段祺瑞时，相关的公文都没人愿意副署，没人愿意卷入这档子事儿，他没什么后台，此时还是很尴尬的，这个时候有人愿意出面缓解一下，自然是求之不得了。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4163-81. Accessed: 7/23/2013
段祺瑞其实一直知道张勋可能会复辟，但是他却没有像徐树铮那样耍阴谋。张勋路过天津的时候，段祺瑞问他是不是要去复辟，张勋说是，然后段祺瑞就说，你若是复辟，到时我就要打你啊。所以后来张勋复辟失败，指着敌方战将说，你们哪里有资格打我，只有段祺瑞有资格打我，因为他跟我说过要打我的。这个现在听起来很好笑，但是那个时候就没人管啥信义了。 段祺瑞开始组织讨逆军，然后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手里既没有钱，又没有嫡系军队，一兵一卒都没有，连个警察都没法使唤。那个时候他跟曹汝霖关系很好，曹汝霖又跟日本人关系很好，于是曹汝霖就向日本三菱公司借了一百万，当时日元和中国的银元是同比值的，一个日元相当于一个银元，所以这笔钱来得很及时。然后段祺瑞就开始到各方收买军队，他首先收买李长泰的部队，就是驻扎在天津马场的第八师。李长泰很怪，给钱也不干，段祺瑞没办法，后来听闻李长泰新娶了一个小老婆，李长泰特宠爱这个新欢，于是段祺瑞就向李长泰的小老婆送钱，这女人就怂恿李长泰去打仗，结果就成功了。接着又找曹锟，曹锟不愿意干，但是吴佩孚愿意干，于是曹锟也被说动了。然后还有冯玉祥，冯玉祥此前刚刚被陆军部长免了，当时他是第十六混成旅的旅长。这个旅很大，因为冯玉祥也是一个不爱钱的军阀，有点钱就去扩军，整兵整枪，别人的一个旅少则两三千，多则四五千，他那一个旅就有九千多人，比别的一个师还多。那些团长之类的军官都只听冯玉祥的，冯玉祥被免了之后没人敢来十六旅，这时段祺瑞又让冯玉祥官复原职了。冯玉祥是个有点革命思想的军阀，复辟还了得，冯玉祥辛亥时候就搞过革命的。所以，这三支主力部队一拉，其他人从旁跟上，然后就开到北京去打张勋了。当然，仗打得很热闹，却没怎么流血，象征性含义很强。用莫里循的话说，双方之间枪是放了不少，几百万发子弹都给打出去了，但是没伤几个人，倒是几公里以外的一只羊被流弹伤到了。双方军队没什么直接接触，还第一次用了飞机，当时南苑那边有航校，于是讨逆军派了两架飞机上京城扔炸弹，丢了几个手雷下去，据说炸死了一个宫里的太监和一条狗。复辟就这么解决了，然后段祺瑞就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这次反复辟战役虽然很儿戏，但毕竟打完这仗后，张勋队伍从此土崩瓦解，他在北京的五千辫子军被缴械了，他留在徐州的两万人也被人收编了。而黎元洪也不可能再回来当总统了，冯国璋那个时候刚刚从南京过来继任总统，自己也不便跟段祺瑞抗衡，所以参战就没有问题了。中国正式参战，加入协约国，这一事件就种下了后来五四运动的伏笔。如果没有参战的事儿，五四也许就没有了。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4214-37. Accessed: 7/23/2013
吴佩孚属于北洋军阀的第二代，是很能打的。北洋军阀的第一代虽然也学过军事，有的还留过洋，但学的东西都有限。按照外国武官的说法，他们打仗基本上都是按照演习的方式，一丝不苟地开展，别的都不会。但是第二代就开始有自己的心得了，开始琢磨怎么带兵打仗。吴佩孚也属于那种不爱钱，就喜欢带兵，就喜欢训练军队，喜欢琢磨怎么打仗的人。他的第三师加入后，整个战局就不一样了，一下子就把南军打了个稀里哗啦，从岳州冲到了衡阳。当他进入衡阳城的时候，他和张敬尧同时接到了北京的命令，给张敬尧的命令是委任其为湖南督军，给吴佩孚的是要继续前进，打到广州去。吴佩孚当时就火了：我打下的江山，让别人来当督军，还要我继续拼命！他震怒至极，干脆就屯兵衡阳，不打了，接着就跟南军，也就是当时谭延闿、赵恒惕统领的湘军搭上了话，自此休战。吴佩孚把湘南所有的税收尽数截留，同时还通过曹锟不断地向中央要钱，仗虽然不打了，但钱还是一直要催的。段祺瑞可能一直没觉得其中有问题，就觉得吴佩孚这仗打得很好啊，再往前就到广州了，于是就一个劲儿地督促，希望吴佩孚再接再厉，一直给钱，勉励他继续往前打。虽然吴佩孚不打了，但是段祺瑞相信他还会继续往南打，于是不断地把钱往里砸。吴佩孚就用这些钱继续招兵买马，拼命扩军，新增了好多的补充旅，这样他的一个师可以顶别人的三个师。 这场战争使得吴佩孚迅速崛起。在此前，老直系，也就是冯国璋等人，其实并不希望打，因为这仗若是打赢了，那么他们就无法跟他的老把兄段祺瑞抗衡，那时候段祺瑞的威望就会更高了。本来冯国璋已经处于直皖争斗的下风，这个时候就更不行了，所以只能背后捣乱。在南北开打以前，冯国璋就经常指使长江三督，就是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和湖北督军王占元等人发些电报，捣捣乱，但是也没有阻止战争开打，也没有阻止战争进行。当时北军的后勤兵站都在湖北，如果王占元真要捣乱的话，可以干很多坏事儿，但他其实也没有干，毕竟此时北洋还没有真正裂变。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4295-4311. Accessed: 7/24/2013
一战结束，协约国战胜，中国也跟着成了战胜国，段祺瑞的威望达到了顶点，随即却跌落了下来。因为第二年，也就是1919年召开巴黎和会，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居然像战败国一样，成为人家的战利品。失去的青岛和山东胶济线收不回来，治外法权不能废除，关税也不能自主，这一切的责任，都落在了段政府的亲日政策上。五四运动爆发，刚开始皖系政府还尽可能地克制，满足学生的要求，但反日运动兴起，还是让皖系大失颜面。这个时候，直系的吴佩孚趁机发难，高调声讨卖国政府，批评皖系的亲日政策。经过五四运动，直系声望直线上升，直皖矛盾也日益激化，皖系政府的合法性受到严重削弱。第二年夏天，直皖开战。虽然战前皖系在兵力和武器上占优势，但在士气和作战经验上处于下风。作为皖系主力的边防军，虽然装备很好，军官也多为军校学生，但毕竟从未打过仗。加上五四运动刚过，皖系士气低落。所以，接战不久，皖系便大败。说起来，这场几十万人参与的大战，直接战斗却不多，一共死伤不过几百人。由于此前徐树铮已经得罪了奉系的张作霖，所以，在战争中，奉系帮着直系。 战争结束，作为最大军阀集团的皖系基本瓦解。北京政府由直系和奉系两家控制，当然，直系的份额要大一点。在这种情况下，直系和奉系的矛盾就开始激化。奉系张作霖的胃口很大，步步紧逼。曹锟犹可，吴佩孚却不买账。五四以后，吴佩孚变得非常“进步”，因为他占了进步和爱国的便宜，得了甜头。他对于张作霖这种思想落后，又是绿林出身的人，压根就看不起。况且，直奉之间，不仅观念有别，也的确存在着利害冲突。所以，不到两年，双方就打了起来。相比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的激烈程度要稍高一点。奉系的军队虽然装备不错，但依旧是巡防营的套路，指挥官多为张作霖做胡子时的班底，所以一败涂地。幸亏郭松龄和张学良训练的二、六旅还能打一点，又加上日本人的袒护，奉军总算退出了关内。从此之后，直系独占北京政府。 但是，直系内部很快就出现了问题。首先是内部分裂，曹锟周围人的保派（保定）和吴佩孚的洛派（洛阳）出现分歧。吴佩孚跟直系另一员大将冯玉祥也闹得势同水火。由于吴佩孚高调爱国，所以，直系控制的政府，不能做任何以往政府跟列强做的交易，因此财政极为困窘，不仅政府工作人员欠薪，连直系的军队也欠饷。在这种情况下，曹锟还要过总统瘾，花大钱收买议员，投票让他当总统，弄得直系声名狼藉。1924年，奉系在准备了两年之后终于发难，奉直双方爆发第二次大战。由于事先奉系已经收买了冯玉祥，所以，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冯玉祥突然倒戈，会师北京，囚禁了曹锟，导致前线溃败。 战后，北京政府由冯玉祥和奉系联手控制，重新抬出段祺瑞做临时政府的执政。但奉系的实力要大大超过冯玉祥，不久，奉系和冯系闹翻。在一连串交战中，冯玉祥的国民军失败，冯玉祥下野，北京政府由奉系单独掌控。 然而，奉系的迅速扩张，又引起了关内各派军阀的紧张。孙传芳崛起于东南，吴佩孚也在各地军阀的拥戴下再度出山，号称十四省联军总司令。于是形成了张作霖、孙传芳和吴佩孚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这个时候，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开始了。自五四形成的民族主义和进步思潮，最终合流为国民革命。由于列宁主义的思想和组织渗入，国民党面目一新。在国民党旗下的军队开始北伐，但此时所谓的三大军阀却各怀鬼胎，因此被北伐军各个击破。到1928年，张作霖出关被日本人炸死，北京被北伐军占领，北洋军阀时代就结束了。民国，进入了国民党统治时期。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4321-51. Accessed: 7/24/2013
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我们一系列欧化运动的一部分，所以在整个知识界引起的反弹不是很强烈。那个时候，整个知识界欧化的风尚远比我们今天要猛烈。也有人不满意这样全盘西化，但是他们抵抗力是很微弱的，因为在当时知识界看来，欧化进步就是科学、就是现代，在那个时代谁能够抗拒这些东西啊？实际近代很多变化都有这样的意味，只要打出科学、进步的招牌，如果再打出人民的招牌，那么对方基本上就只能缴械了。 今天来看这个白话文运动，它其实不是很成功的。把中国语言强安在这种主谓宾、定补状的结构里，害得现在语文教学很失败。语文界的大师吕叔湘先生说，我们的母语教学真是很失败，孩子们从小学到大学，几万个小时下来，还不能很自如地掌握语言。为什么这么失败？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教汉语的方式，我们实际是用英语的方式教汉语，我们强加于汉语这样的词性和语法结构，把这个语言教死了。反过来，私塾的教育方式非常有效。一些电视人对我说，他们最头疼的是“的、地、得”，总得请教语言专家怎样分辨。我说这玩意其实就是从“五四”冒出来的，以前没有。“的、地、得”跟语法结构有关，古文不讲语法，更不要提什么“的、地、得”，那你会因此而看不懂古文吗？会因此而觉得古文不美吗？古汉语的魅力不在这，汉语本身是讲究抑扬顿挫、合辙押韵的，那才是它本质的魅力。 我们学这种英语式的汉语，实际上唯一的好处是，在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的时候稍微方便了一点。因为我们可以按语法结构对应嘛，我们可以往里加、往里套，用大长定语，还可以加补语。虽然看起来是很难看，但据说意思准确性增加了——其实有时候还不如直接看原文清楚。 这个白话文运动现在看来不是很成功，但在当时真是获得了很大成功。到1924年，教育部颁布命令，所有学校都得用白话文了，它从一场民间运动变成了官方法令。这跟后来废中医一样，虽然中医没有被当场废掉，但中医的卑微地位从此就定下来了。再怎么牛的中医也不能叫医师了，只能叫医士。按这个架势，如果不尽量把中医科学起来，中医就要被废掉，但中医科学化了以后，它还叫中医吗？中医等于不废而废。这实际是我们一直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于传统学术，传统学科，传统技艺，我们应该怎样保持、保存它们？即使谈不上发扬，但都把它当垃圾淘汰掉肯定是大有问题的。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4399-4419. Accessed: 7/24/2013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为防备俄国事变，日本要拉拢中国，所以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后来我们称为防共协定，它就是怕共产主义或俄乱引发周边国家不安宁。说日本人为什么要拉中国？是像春秋时的故事“假途灭虢”一样，借道把中国灭了吗？实际上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没有“假途”对中国动武，并没有把中国灭了。其实它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拉中国做个小兄弟，帮它做后勤供给。但是这一系列东西一签之后问题就大了，因为这等于是一种军事合作。最关键的问题是“西原借款”，中国政府拿人那么多钱，而且用这些钱来打内战，确实有卖国嫌疑。这些疑问原本就在，所以巴黎和会不开便罢，一开这些问题都冒出来了，中国要不回山东和青岛，问题就全爆发了。 所以五四运动表面打的是曹、章、陆，就是经手中日关系的这几个人，实际上反的是整个的皖系政府。这一点段祺瑞非常清楚，所以在火烧赵家楼之后，他对曹汝霖讲，他们打的是你，实际目标是我。但是，打他的不仅仅是这些学生，还有知识界，首先就有研究系。研究系为什么此时把这个事情捅出来？曹汝霖很浅薄，他后来回忆说，林长民当时向他借三千块钱，他没借给林长民，林长民就报复他。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林长民是个名人，曹汝霖不借他钱别人也会借。民国的风尚如此，只要有名就有钱，人家不在乎这个。林长民是研究系的干将，研究系辛辛苦苦替皖系打了半天工，最后被皖系一脚踢开了，这个仇当然要报，所以研究系那些人首先发难。此外，所有不满皖系、不满安福国会，尤其不满徐树铮的各种势力全都冒出来了，所以五四的抗议其实不仅是学生的抗议，是所有对皖系不满的人的抗议。 各地不满皖系的军人也加入了抗议队伍，尤其是吴佩孚骂得最凶。他一个外地驻军的师长敢骂政府总理、骂国会、骂总统，而且骂得非常过瘾。那个时候，他的幕僚四六文做得好，这种文章实际是骈体文的转化，有一点八股文的味道，又有点时务体的流畅，所以骂得非常尽兴。这样一骂，吴佩孚声名鹊起，不仅很多军人佩服他，连学生也很崇拜他。实际上，由于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缘故，所有反皖系的人都找到了突破口。在巴黎和会中国人是不是什么都没得到？也不是，首先德国、奥匈帝国的租界我们收回了，它们份上的庚子赔款我们不用赔了，日本也在巴黎和会上承诺在适当的时机把山东归还。德国还把八国联军入侵时抢的一些东西，比如说观象台上的古代天文仪器退回来了。中国人的地位跟战前比还是有所提高的，战前西方列强是不跟中国谈关税自主、治外法权的，但是这个时候它们也准备谈了。经过这一场战争，中国作为战胜国并不是一无所获，只是说和当时知识界的期待相差甚远。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4497-4520. Accessed: 7/24/2013
五四运动的具体情况比较复杂。当时所谓的先进分子一开始在政治运动中并不是领袖，这场运动也不是他们这些启蒙导致的。一到那种时候，学生就会上街，有没有新文化运动都会。学生运动中先进分子还没有去动员，也还没有跟工人运动相结合。不论是北京的学生还是上海本地的学生，到上海后，没有一个去动员工人罢工。相反，他们主张工人不罢工，只需和平抗议就行。但工人说我们干吗不罢工，你们爱国我们不爱国？工人听帮会的，根本不听学生的。 这个运动到上海的时候成了一种时髦，成了战胜国反而权利被剥夺的委屈感，是很容易把大众鼓动起来的。于是，它很快成了从知识界到学生、再到一般大众普遍参与的爱国热闹。而且在那个时候，军阀政府也不镇压，他们自认为是民主政府。所以，参加这种活动的人自认为是没有风险的。没有风险又能表现自己的爱国精神和高尚，谁不愿参加？所以当时的工人运动并不表示这个成熟的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了，而且所谓的工人阶级跟知识分子结合还看不到任何明显的迹象。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4520-29. Accessed: 7/24/2013
五四运动的吊诡之处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运动发生以后的一些现象跟原来的新文化运动是抵触的。新文化运动提倡个性解放，提倡个人的自由，但是这个政治运动中经常是限制别人自由的。只要民族主义起来了，道德口号起来了，你不跟着走就是卖国贼。说要抵制日货，买日货的就是卖国贼，卖日货的更是卖国贼，要被戴高帽子游街，要被关起来挨打。甚至有的人乘日本轮船，学生就在背后盖个章“你就是卖国贼”，这不是跟新文化运动的主张相悖离的吗？但是当时的学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只要我是爱国的，怎么做都可以。他们去冲击赵家楼，把曹汝霖家烧了，把章宗祥打个半死。当时大家认为他卖国了，然后就打了他，把他家烧了。曹汝霖幸亏躲起来了，否则可能被学生打死了。学生认为自己完全正当，整个社会也认为这些行为是正当的。只有两个人不这样看：一个是梁漱溟，他说，虽然你是爱国的，但你必须承认你的行为是违法的，还有一个北大法学教授也说学生这个行为真是违法的。除此以外，大家一边倒地说打得有理、烧得有理。最后审判的时候，连那些警察甚至曹家的保姆都不认账了，包括谁打的、谁烧的都说没看清楚，全不作证，最后只好把抓的学生都放了。这一系列行为与原来主张的自由主义精神相背离，但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当时新文化运动还在往前走，经过政治运动催化后，新文化运动走到了另外的方向，从原来的个性解放变成反政府，后来就从反政府走向政治了。再后来，五四青年开始分化，什么国家主义派、自由派、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主义都出来了。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运动，却是从俄国输入的。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4548-62. Accessed: 7/24/2013
五四运动本身也像各种政治运动一样，充满了爱国的激情，充满了为爱国而做出的牺牲，但这场运动当然也有一些政治动员、悲情制造等权力技术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说当时的北洋政府是军人政府，但它它也有克制的一面。整个运动中总的是军警怕学生，不是学生怕军警。学生和军警之间，稍微有一点什么事，就被渲染得非常大——进行政治迫害了，暴力镇压了，怎么杀人了，怎么打人了，怎么伤人了，等等。在运动中只要是死了人了，无论是病死的还是累死的，都会被渲染成被政府迫害致死的，借以制造悲情。
张鸣, 重说中国近代史. Kindle Edition. loc. 4567-72. Accessed: 7/24/2013